“一碟子腌咸菜呀，一碟子腌咸菜呀……”相聲段子里唱詞兒帶著俏皮，又融著生活元素，道出了北京這座城市平淡中有滋味、簡單里又不乏豐富的樂呵勁兒。這倒是讓我想起了北京人生活中與腌咸菜相仿的醬菜。

早先京城的醬菜園子可是不少，而因為北京這座城市“八方匯聚”的特性，小小的醬菜也分出了各門各派。例如天源醬園與東安市場北門路北的天順義，它們是本地京醬園的代表。而山東的桂馨齋、蘭馨齋，除了醬菜之外，油鹽店的生意也格外興隆。最為著名的是山西的醬園，中鼎和、西鼎和、北鼎和與長順公……可謂在京城遍地開花，其中在大柵欄站穩腳跟的六必居，更是家喻戶曉。到了2008年，“六必居醬菜制作技藝”還入選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可以說，北京的魅力便在于集聚各方文化于一身的包容，在于各自綻放異彩的豐富，在于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經歷，又匯于一地，共同追夢的奔頭兒。時光與歷史的更替前行，為人們留下了不少可以尋味、揣摩的空間，抽絲剝繭、爭鳴討論、尋覓與驚喜……這是時光贈予這座城市最好的禮物。正如諸多老字號的身世故事，正如這六必居的前世今生……

(資料圖)

據說是明代的六必居酒壺，油紙制作，四周有孔，可穿入繩帶。

相傳牌匾為嚴嵩手書

金字招牌，對于任何老字號來說均是重中之重的物件，這其中有有形和無形的兩種。有形招牌掛于門額，猶如臉面，或是名家落筆，或是獨具風范，成為店家值得說事兒的“品牌”。無形招牌或蘊含故事，或積淀厚道、精巧、暖心、細致的經營之道，如在江湖之號，號出號落均有風采照人，正可謂每個北京人心中都會有那么幾個站得住腳的老字號。

六必居的招牌，則占盡了有形與無形的優勢。有形的牌匾背書者腕大名響，相傳出自嚴嵩之手，這也是北京老字號中，對于六必居久遠歷史最為廣泛流傳的說法。

事兒還得從嚴嵩尚未成為響當當的人物，更甭說是萬人唾罵的貪官污吏說起。當時嚴嵩還處于“待業”階段，然而一身才氣卻早已傍身。文人樂于與酒結緣，嚴嵩與六必居結緣也是因為酒。那會兒六必居的主營業務中，酒也是其中之一。因為相距不遠，嚴嵩成了這里的常客。久而久之，六必居掌柜便請這位熟客揮毫題字，這也見證了買賣家兒與照顧主兒之間的友情。

還有一種說法就有點俏皮了，不過同樣與嚴嵩有關。據說當時嚴嵩已然身居高位，但好六必居這口兒酒的毛病并沒有發生變化。一日，六必居掌柜的奓著膽子向前來購酒的嚴嵩家丁遞話兒，能否請嚴大人賞幅墨寶掛在店門上？家丁回府后百般思索，琢磨著老爺不太好說話，索性找到了嚴夫人幫忙。結果嚴夫人倒是大氣得多，這事麻煩老爺還不能讓他知道。于是嚴夫人唰唰幾筆，“六必居”三個大字躍然紙上。您可千萬別誤會是這位夫人要造假，三個七扭八歪的字被嚴夫人送到嚴嵩手里。一句“老爺，這仨字我怎么也寫不好，你教教我吧”，就輕易得手。嚴嵩提筆為夫人擔當“楷模”，三字是指導之書，所以也就沒有落款了……

傳說畢竟是傳說，坊間流傳的故事笑話兒，只是時光流逝中的插曲，但這也佐證了六必居在人們心中的重要位置。

不過這些說法的主人公都離不開嚴嵩，而結合嚴嵩所在時期，六必居的誕生便被人們定位于1530年。這其中清朝《燕京雜記》也進行了記錄：“六必居三字相傳為嚴嵩書，端正秀勁……”清末的《竹枝詞》同樣將六必居的起始之年定位了當時的400年前：“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寶樣多余。都人爭說前門外，四百年來六必居。”

著名歷史學家謝國楨則依據明朝薛岡的《天爵堂文集》，給出了另外一種說法，他認為六必居匾額為明代書法大家姜立綱所書。不管這歷史長河中的霧中之花孰真孰假，六必居的“生辰”已然被確定為明朝，這其中的諸多故事，也為北京老字號的發展之路，增加了不少趣味。

房契賬本帶來變數

面對謎團，有人選擇滄海觀潮，有人選擇事不問不清，理不說不透。鄧拓先生便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勁頭兒，他向六必居的起源與牌匾為嚴嵩書寫的說法發出了挑戰。

鄧拓先生愛收藏，尤愛收藏古籍善本書畫，民間與文字有關的物件也囊括其中，他的收藏中有不少和北京老字號有關的物品。其中在和六必居有關的房契與賬本中，他有了新的發現。

一份賬本中寫道，雍正六年（1728年），此地是個名為源升號的醬園，直至乾隆六年（1741年）的時候，才首次出現了六必居的名字。這樣的發現，如爆竹的火捻兒，一下子點燃了鄧拓對于六必居起源的探究欲望。1965年，他特意向當時六必居的分店六珍號借來了六必居的更多房契、賬本進行尋蹤。

在一本老房契中可知，康熙十九年（1680年），此地并未提及六必居的名字，而康熙六年（1667年）的舊家具賬中，則出現了源升號三個字，這與之前鄧拓手中的賬本形成了吻合。

再看如今源升號的位置，恰恰就在距離六必居老店向南不遠的位置，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兩家老字號或許有所淵源。此外，之前對于嚴嵩題字說的傳說中，也提到嚴嵩是去六必居買酒，而不是買醬菜。

那么，六必居何時開始從事與醬有關的業務？在一份乾隆六年（1741年）的老賬本上，鄧拓有了發現。當時六必居開始興建醬廠，為了購置木料、牲口等物，共用銀二十三兩三錢九分五厘，錢四百六十二千九百三十七文，折合銀二百七十七兩七錢六分八厘。

除此之外，一些房契還見證了此地房產的易主經歷，這些房契賬簿為鄧拓逐一梳理出了一條較為清晰的六必居沉浮發展線路。鄧拓也據此認為，六必居應是康熙年間所創，其牌匾自然也不是嚴嵩寫的。

古井佐證明代誕生說

明朝老井

一個老字號的牌匾，仿佛蒙上了撲朔迷離的面紗。無論年份之爭孰對孰錯，但六必居主人來自山西的身份確鑿無疑。

庚子年間，前門外陷入火海之中，六必居與這里的老店鋪一樣未能幸免于難。民國年間的《燕京訪古錄》記載說，當時六必居的牌匾早已美名遠揚，每日擦拭牌匾的活分配給了一位小伙計。小伙計每天“一筆一畫”地精心擦拭匾中的金字。前門大街“火燒連營”時，老匾也未能幸免于難，這讓老板捶胸頓足，不過事情的轉機便來自小徒弟的匠心之舉，正是因為每日的勞動，形成了“肌肉記憶”，每一筆畫、筆鋒與氣脈爛熟于心。在六必居即將重新開業之前，小伙計為嶄新的店鋪獻上了親手寫出的牌匾文字，與之前老匾幾無差別。

傳說終歸是傳說，但六必居所承載的勞動者們的匠心是真實的。這份匠心穿越時光，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也因此，自有一群尋覓六必居、守護六必居的人。2007年，這些人前往山西考察六必居歷史，一張老照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照片中的人們帶著憧憬與回味站在一起，他們的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他們的眼睛里有著同樣對于未來生活的憧憬之光。照片由當時同樣為老字號的大北照相館拍攝，查閱照相館位置，原來就在石頭胡同，同為前門商圈的“老戶”。更為重要的是，照片標注了“六必居500年店慶，攝于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字樣。由此推算，六必居的出生日期應被定位為正統元年（1436年）。

此外，北京檔案館所藏的一份來出自北平市警察局的戶口調查表同樣帶來了驚喜。“六必居經營地址：糧食店街二號；居住年限：500年”！通過此份調查表所標注的調查日期（1947年），往前推500年，也是明朝正統年間。

2015年，就在六必居博物館籌建之時，一口古井伴隨著工程進度被挖掘出來。這口古井直徑1.5米，與北京的古井不同，此井為雙轆轤設計，這也是山西老水井的典型風格。就其位置看，正處于六必居老店以西的位置，讓我們想到了“前店后廠”這一老北京典型的經營模式。經過專家對古井用磚的鑒定，為明朝大青磚，每塊長30.5厘米，寬16厘米，厚7.5厘米，凈重8公斤，青磚內壁沉積的水堿達2厘米。古井的出現，給六必居的明朝誕生說提供了佐證。

那么，六必居的牌匾究竟是誰寫的？有這些各有依據的相反說法，由讀者們自個兒猜測，是不是更有趣味？

（文中圖片由京根兒攝影）

（原標題：六必居的牌匾是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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