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湘晨報記者儲文靜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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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民國時期報紙，常可以看到訂婚結婚啟事。我們無法確認當年登報的男男女女是否攜手走過一生，但是當他們鄭重地向世人告知戀情時，大部分人還是懷著美好憧憬的，只不過背后各有故事，各有隱情。如同民國的報紙上也充斥著離婚啟事，以最冷漠和絕情的姿態，展示著世界的另一個真相。

報紙上的愛恨情仇

1927年，19歲的王映霞與郁達夫登報結婚。10年后，郁達夫和王映霞打得不可開交，郁達夫一怒之下在漢口《大公報》上發了一個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系，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后來經過友人調和，兩個人和好了。

然而1939年，郁達夫又在香港《星島日報》上登出啟事：“達夫與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脫離關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動完全與達夫不涉，諸親友處恕不一一函告。謹此啟事。”

一段曠世奇緣畫上了句號。

名人的分分合合都在那一則啟事中。民國時期，在報紙上刊登訂婚、結婚甚至離婚啟事，成為一種時髦，接受過西式教育、思想開明、家境富裕、人脈廣的人家一般會選擇這種方式。翻開1940年代民國時期的湖南《大公報》，幾乎每天都有一到兩條這類啟事，成為報紙的一個利潤來源。

這種啟事有沒有法律效力呢?在報上公示結婚，一方面通知了雙方家庭的親友，另一方面也可在日后作為憑證，有一定法律效應。登報結婚既是一種風潮，也與當時婚姻法不完備以及婚姻登記所不普遍有關。

除了名媛淑女達官貴人締結良緣時刊登廣告，也有朋友親人們刊登賀詞祝賀的，話都是吉利的白頭到老等等，顯得又莊重又新派。

“新化人發了結婚的熱”

“任邦昌、喻子美結婚啟事：謹于國歷三十六年元月五日在長沙大東茅巷瀟湘酒家舉行結婚典禮。特此敬告諸親友。”(1946年1月6日湖南《大公報》)

上面是刊登在湖南《大公報》上的結婚啟事。民國時的結婚啟事格式大體相同，往往在結婚典禮的第二天登報，夾在報紙的各種廣告中間。啟事內容比較簡單，簡單羅列一下典禮的時間、地點。值得注意的是，結婚啟事大都會提到雙方婚姻介紹人的名字，還特意強調已征得雙方家長同意。可見民國時期，男女大多經人介紹相識，介紹人在婚姻中有著重要的位置。

上世紀40年代以前，湖南報紙上還罕見結婚啟事。1930年1月20日，湖南《大公報》刊登了一則新聞《張曼真與宴次儒昨日在青年會舉行結婚典禮》。報道稱，兩個人均為新化籍，平日情感異常濃厚，大公報竟以“新化人發了結婚的熱”為副題，十分搞笑。我們無法確定當事人是不是名人，或是報館朋友賣個人情做篇報道也未可知，新派人士還是喜歡在報紙上“招搖”一下。

當時的婚姻要“雙證在手”

“魏方、李桂芬訂婚啟事：我倆承廖佩之、趙拔群、熊志希、徐葉珍四先生之介紹謹遵嚴慈之命在昭潭訂婚特此敬告親友。”(1941年1月12日湖南《大公報》)

民國報紙上還有一道風景，便是訂婚啟事。據記者的不完全觀察，湖南《大公報》上的訂婚啟事比結婚啟事還要多。今天訂婚早已不是結婚前的必經程序，也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在民國人的生活中，訂婚非常受重視，是男女婚娶的一個“硬性流程”。

新式婚禮趨于簡樸，淘汰了許多陋習，但是訂婚這個流程是不能少的。男女自由戀愛或經人介紹，征得雙方家長同意后，互相交換紀念品，攝影留念，并在報上合登訂婚啟事，男女雙方準備禮餅喜糖饋贈親友，婚約即告確立。從此，雙方就有義務忠于對方。訂婚還有證(書)，當時的婚姻可是要“雙證在手”的。

同居和結束同居廣告盛行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民國時盛行同居和結束同居廣告，其開放程度讓現代人也只能仰望。當時有不少青年，厭煩婚姻的繁文縟節，只在報紙上刊登一個“同居”啟事，便算結婚了。過幾年，雙方產生嫌隙，又登報“結束同居”。同居、結束同居廣告與結婚廣告，雜然并陳，蔚為大觀。這種社會風氣，頗讓人憂慮。

道德和婚姻，在任何時代，都是讓人頭疼的話題。

來源 瀟湘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