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張德斌
(資料圖片)
在齊白石于1933年出版的《白石詩草二集》里，有題為《答朱心佛中秋日贈葡萄》的兩首絕句，其中一首寫道：
木偶泥人似老翁，法源寺里感相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聽觀音寺里鐘。
這里提到的法源寺和觀音寺，以及另一座名為“石燈庵”的寺廟，都是齊白石“北漂”初期住過的地方。在1917年-1922年期間（其中1918年全年在湘潭老家），齊白石曾輾轉在北京宣武門附近的這三座寺廟內租房居住達33個月之久。齊白石為什么要住到廟里？住在廟里的這段時間，齊白石生活中發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齊白石在法源寺所作畫稿《法源寺僧海蓮》北京畫院藏
法源寺——夢開始的地方
法源寺坐落于現北京市西城區南橫西街以北、西磚胡同以西，是齊白石住過的三座寺廟中至今保存完好、仍為宗教活動場所的惟一一座。據《法源寺志》（法源寺原住持僧一誠主修），法源寺前身是始建于唐代早期的憫忠寺，其后幾經損毀、重修、更名，于清雍正十一年改稱“法源寺”，沿用至今。法源寺所在的宣南文化區是清代至民國早期文人聚集之地、會館集中區域。法源寺距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僅500米，離湘潭會館1.2公里，離湖廣會館1.5公里，步行到琉璃廠也在半小時以內。住在法源寺，對于本身為湖南湘潭籍、又以賣畫刻印為生的齊白石而言，無疑是既有“地利”，又得“人和”。
齊白石1917年與1919年曾兩度入住法源寺。1917年從農歷六月底住到九月底，1919年從農歷三月住到九月十三日（當年有閏七月），兩次合計住了10個月有余。
早在1903年，齊白石就到過北京。1917年再來，算是“二入都門”了。據《白石老人自述》記載，齊白石因避家鄉兵亂，于1917年農歷五月來到北京，先是住在好友郭葆生家，“那里同住的，有一個無賴，專想騙葆生的錢，因我在旁，礙了他的手腳，就處處跟我為難。我想，對付小人，還是遠而避之，不去惹他的好。遂搬到西磚胡同法源寺廟內，和楊潛庵同住。”《齊白石印草》收錄有齊白石為楊潛庵刻的一方印章“視道如華”，邊款交代了上述移居法源寺的緣由，并且點出他在法源寺所住的僧舍名叫“如意寮”。據《法源寺志》，“寺院最后院正北為藏經閣，……閣東左側小院為吉祥寮，為如意寮；閣西右側小院為福緣寮，為善慶寮。”可知“如意寮”位于法源寺最北頭藏經閣的東邊小院內，遠離山門及廟內法事活動場所，其環境是十分幽靜的。
1917年這次入住法源寺后，齊白石結識了一批對他有重要幫助的人，其中就包括陳師曾。《白石老人自述》寫道：“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陳師曾為齊白石題詩一首，其中有句“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齊白石明白，“他是勸我自創風格，不必求媚世俗，這話正合我意。”
前清封疆大吏、大詩人樊樊山是齊白石1903年就認識的老朋友，這時也在北京。齊白石將自己的詩稿帶去請其品評，樊樊山認真批閱后寫了一篇序文，大加稱賞，并勸齊白石把詩稿付印。1928年齊白石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詩集《借山吟館詩草》，就將樊樊山的序印在卷首。木匠出身的齊白石一直在努力實現向文人身份的轉型。詩集出版以及樊序的高度認可，對于這種轉型有著重要意義。
1917年農歷九月底，齊白石聽聞家鄉亂事稍定，遂出京南歸。第二年，家鄉兵亂匪患更加嚴重，整整一年，齊白石吃盡了苦頭。“到此地步，才知道家鄉雖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從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鄉來住了。”
齊白石在《己未日記》中記下了這次從湘潭到北京的行程：
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門，行七日始到長沙。……（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見楊潛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間居焉，當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據。
這次到京，齊白石仍舊住在法源寺，只不過從如意寮換成了羯磨寮。據《法源寺志》，“羯磨寮在大悲壇左側院內，廊下有一井，石蓋。”從環境清幽方面來說，羯磨寮可能比如意寮略遜一籌。但是能獨立使用三間房，明顯比之前寬敞，還是物有所值的。
一下子拿出八塊大洋租房，對于向來十分節儉的齊白石來說，可謂豪闊之舉。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齊白石這一年在北京的收入，就會知道這其實對齊白石算不了什么。《己未日記》中多次記錄了齊白石1919年在楊度處存款的情況。楊度與齊白石同為晚清經學家、文學家王闿運門下弟子，齊白石對其信任有加，故將錢款存放在楊度處，“約以周年八厘生息，隨時可以取還。”截至當年農歷六月六日，齊白石在法源寺住了僅僅三個月，就已經到楊度那里存下了1100元。農歷九月十三日離京之前，齊白石在日記里記了一筆總數：“楊虎公（即楊度）處二千二百元，后去數筆無細數。”而據1929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所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當時在北京，一個四口之家的中產家庭，維持相當體面的生活水準，每年只需250元。
相對于豐厚收入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創作能力的不斷精進與提升。對齊白石一生藝術成就至關重要的“衰年變法”，就正式開啟于他住在法源寺的這段時間。“衰年變法”并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起止時間。實際上1917年陳師曾的題詩就已經觸及了這個話題。到1919年齊白石“三過都門”，農歷八月十九日他在友人處“獲觀黃慎真跡《桃園圖》，又花卉冊子八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清康乾時期大畫家黃慎（號癭瓢子）的真跡，大為震動，以至于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話：
余昨在黃鏡人處獲觀黃癭瓢畫冊，始知余畫猶過于形似，無超凡之趣，決定從今大變。人欲罵之，余勿聽也；人欲譽之，余勿喜也。
齊白石“衰年變法”的大幕就此拉開。此后直到1927年左右，齊白石借鑒黃慎、徐渭、石濤等前人和同時代的吳昌碩，“自創紅花墨葉的一派”，并由花卉而人物、山水、禽鳥、水族、工蟲等，對各個題材的畫法，乃至篆刻的章法與刀法，加以全面改造，最終形成了在美術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齊派風格，他本人也因此實現了從普通鄉下畫師向世界藝術巨匠的驚人一躍。
將法源寺稱為齊白石“夢開始的地方”，是毫不為過的。
法源寺山門（張德斌攝影）
觀音寺——好鳥離巢總苦辛
齊白石于1919年農歷九月回湘的時候有一個細節——他是帶著胡寶珠一起回去的。胡寶珠本是齊白石好友胡南湖家的婢女。胡南湖因欣賞白石畫作而成為白石摯友，聽聞白石在老家的父母年高體弱、乏人照顧，遂“贈之以婢”，并于1919年農歷九月十三日齊白石離京時將胡寶珠送到火車站（胡寶珠后來成了白石副室，為白石生下多名子女）。齊白石將胡寶珠送回湘潭老家安頓好之后，于1920年農歷二月返回北京，同時將三子齊良琨、長孫齊秉靈帶到北京求學。
齊白石這次到京，為住房的事弄得十分狼狽。據《庚申日記并雜作》，農歷二月廿二日一大早到京后，齊白石帶著兩個兒孫直奔法源寺，不料到了才知道，“法源寺無房可居”。次日齊白石再去法源寺，又是“相調房間未得”。幾經折騰，三月初一日終于在好友郭葆生家暫時安置下來。由于帶著兒孫，長期住在友人家畢竟不便，遂于農歷七月初九日，移居順治門內象坊橋觀音寺。
齊白石畫于觀音寺的《牽牛花》 梅蘭芳紀念館藏
“順治門”即宣武門之俗稱。據《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觀音寺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位置在國會街（現宣武門西大街）以北、南溝沿（現佟麟閣路）以東。查其所在地，當在如今新華通訊社西南角院外一帶，廟宇建筑仍有遺存，但已改作他用。
中央美術學院收藏著一幅齊白石《菊鳥圖》，圖上題寫了兩首絕句，并有一段文字講明了作此畫的緣由：
好鳥離巢總苦辛，張弓稀處小棲身。
知機卻也三緘口，閉目天涯正斷人。
老萍對菊愧銀須，不會求官斗米無。
此畫京華人不要，先生三代是農夫。
三字上一作人字。庚申秋九月中，友人陳師曾以書來索余畫此以助賑。余自知畫不值錢，師曾之命不可卻也。時寄萍象坊橋觀音寺。白石并題記。
齊白石自1920年農歷七月初九日移居觀音寺，到1921年農歷十月十五日遷往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柵欄，在觀音寺一共租住了一年零三個月有余，比租住法源寺僧舍的時間還長三個月。
與住在法源寺的時候不同，齊白石租住觀音寺期間頻頻外出（一次去保定，兩次先去保定再由保定回湘），實際在京時間還不到九個月。齊白石返湘次數明顯增多，與此時在齊白石老家的胡寶珠有直接關系。正是在齊白石從觀音寺返湘期間，胡寶珠懷上了她與齊白石的第一個孩子齊良遲。
觀音寺居住環境不及法源寺。據《白石老人自述》，“觀音寺的佛事很忙，佛號鐘聲，晝夜不斷”。可以想見，這樣喧囂嘈雜的環境對齊白石作畫與休息勢必造成很大干擾。《庚申日記并雜作》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九月）十七日，連日以來作畫助順直之賑。今日畫芋題云：
年來小圃芋凋零，每到秋來草更深。
我欲出家從佛去，人間不見懶饞僧。
余生平最厭和尚，厭其非真，故詩及之。
結合齊白石一生經歷來看，“余生平最厭和尚”這句話恐怕并非事實。當時住在觀音寺的齊白石之所以在日記中發此牢騷，顯然是有很有針對性的。
租住觀音寺，是齊白石在法源寺無房的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期間，也是齊白石定居北京以來奔波最為辛苦的一段時間，寫于1920年的詩句“好鳥離巢總苦辛”是他這段時間生活的真實寫照。
石燈庵——海國都知老畫家
1921年農歷十月十五日，齊白石從觀音寺遷出，暫住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柵欄。隨后很快又于十月廿七日移居前王恭廠石燈庵。這里的居住條件雖然也不及法源寺，但比觀音寺還是強得多。安頓下來以后，齊白石在日記中寫道：
（十月）廿七日，移居前王恭廠石燈庵。亦在宣內，去象坊橋一里許。僧房三間，外有廚屋，較觀音寺甚寬。聞僧亦不比他寺之僧無聊至極，此地或可久居。
據《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此寺始建于唐代，元代重建，名吉祥寺。明萬歷年間重修，因寺內出土石燈，遂得名石燈庵，又名石燈吉祥寺。明天啟六年毀于王恭廠之災，后重建。在今北京市西城區佟麟閣路以西、溫家街以北，有一條“人”字形胡同，本名石燈庵胡同，即是以該廟而命名，后改名石燈胡同。據筆者踏訪調查，石燈庵原有寺廟建筑現已無存，故址也已改作他用。
1931年至1932年拍攝的石燈庵前山門（照片來自《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
齊白石在石燈庵租住了八個多月。查齊白石日記可知，租下石燈庵僧舍后，齊白石自己基本上沒怎么住，倒是三子齊良琨一直在使用。據《白石老人自述》，石燈庵的老和尚養著許多雞犬，從早到晚，雞啼犬吠之聲，不絕于耳。這可能是齊白石不愿在廟里多呆的原因之一。另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住進石燈庵僅20天，因得知胡寶珠產后生病，齊白石急忙于1921年農歷十一月十八日離京返湘，直到次年農歷五月十三日才回京。
租住石燈庵期間，有兩件對于齊白石來說意義十分重大的事。一是1921年11月23日，為期8天的第一回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在北京開幕，齊白石有8件作品參展。此時齊白石剛剛移居石燈庵，且尚未還湘。其二是1922年5月1日至15日，第二回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在日本東京舉辦，齊白石多幅畫作參展，且得到媒體高度好評。
當時在北京畫壇，齊白石尚未打開局面，“除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絕無僅有。”陳師曾一力扶持齊白石，兩次畫展舉辦前他都曾親自上門向齊白石征集作品，這在齊白石日記和《白石老人自述》中均有記載。
這兩次畫展，尤其是第二次在東京的畫展，成了齊白石人生的重大轉折點。日本、法國爭相宣傳，齊白石一時名聲大噪。他特地作詩一首，作為紀念：
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夸。
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
回京前不久的1922年農歷五月初三日，齊白石住在湘潭胡西堂家，寫下一首《為楊雨人畫蕉題句》：
佛寺僧房年復年，苦心小技豈隨煙。
嗟君不買人間紙，寫破芭蕉不值錢。
對于“佛寺僧房年復年”的生活狀態，齊白石已經徹底厭倦。回京后不久，他即于農歷六月初二日移居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柵欄十號程姓房屋，并于當日再次返湘“接眷屬”。六月廿日，齊白石帶著原配陳春君、副室胡寶珠以及幼子齊良遲回到北京，他住在廟里的日子就從此結束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