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受訪者供圖

至今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WTO已整整二十年。如何看待中國入世二十年對中國和世界帶來的影響和變化？與二十年前相比，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圍繞這些問題，新京報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

在張蘊嶺看來，中國入世二十年對外貿易和經濟總量都得到了快速發展，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和按GDP計算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總量增大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崛起，重構了世界經濟格局，改變了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壟斷和主導。“美國抱怨WTO，美國應該從自身的問題去找，但如果（美國）退出WTO、脫鉤，可能（美國的）問題更嚴重。”

對于當前面臨的外部環境，張蘊嶺說，市場開放、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但各國都重視開放環境下的發展安全問題，強調基本供給的安全保障和維護技術優勢，降低過度對外依賴所造成的經濟脆弱性和波動風險。出于維護競爭優勢的考慮，發達國家會聯手制定一些新的標準，應對與限制來自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比如，發達國家會把非碳化與貿易掛鉤。還有一些國家把發展安全政治化，以安全為由對其他國家采取限制，甚至加以單邊制裁。

當前WTO改革進展緩慢，未來WTO在全球經貿中能否繼續發揮有效作用？對此，張蘊嶺表示，WTO對世界經貿仍然很重要，WTO仍然會在構建開放市場的框架上繼續發揮關鍵作用。不過，他同時表示，WTO改革難度很大，主要是發達國家的要求與發展中國家差別大，美國可能會伙同一些國家搞新標準和規則，力圖使他們變成世界標準和規則。

未來，區域經濟合作是一個大趨勢。過去二十年，中國在積極參與WTO這一多邊貿易體制的同時，積極參與區域貿易組織。未來RCEP即將生效，同時中國申請加入CPTPP。在張蘊嶺看來，RCEP的設立有助于東亞內部建立起統一的規則和標準，把不同的經濟體按照循序漸進、照顧差別的方式納入區域一體框架中，提高東亞總體的發展水平。他還表示，中國加入CPTPP的難度較大，不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加入CPTPP，可以先把RECP建設好。

“在新的形勢、新時期，我們要思考和定位三個問題：為什么要開放，開放什么，如何開放，開放不是目的，是實現目標的手段，未來的開放肯定與以往的開放不同。”張蘊嶺最后表示。

“中國成為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力量”

新京報：如何看待中國入世二十年對中國和世界帶來的影響和變化？

張蘊嶺：入世對中國自身帶來的最大變化是，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實際上，入世談判的過程中，為了滿足入世的要求，我們不斷按照WTO的承諾調整自身。特別是，在一些開放難度比較大的服務業領域，比如金融部門，我們也逐步深化改革開放。因此，入世促進了中國改革和對外開放、建立適應現代化經濟體制的進程。在加入WTO后，中國獲得了進入世界市場的機會和平臺，取得了更大的市場。這樣，中國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競爭，而中國企業在不斷競爭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中國成了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同時，也逐漸成長為影響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力量。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困難，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力量。

中國入世二十年不但在總量上影響和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在結構上影響和重構了世界經濟格局。中國巨大的生產網絡，帶動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世貿組織和世界市場，帶動了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入世二十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對外投資國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通過貿易、投資等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隨著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占據的分量越來越大，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貿格局被改變了。

“美國應該從自身去找問題，如果退出WTO可能其自身問題更嚴重”

新京報：所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指責，它們未從WTO和全球化中受益。現在在美國、歐洲，“反全球化”、“反WTO”思潮盛行。特朗普曾表示，“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場災難”、 “WTO協議是史上最糟糕的貿易協定”、“WTO讓美國吃了大虧、對美國不公平”等。

張蘊嶺：美國對WTO和全球化的看法比較有爭議。一方面，美國大量進口來自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物美價廉商品，美國的消費者從中受益。但另一方面，中國和其他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入世后進入了世界市場，美國的產業鏈開始向成本更低的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構建了基于地區和全球的供應鏈，美國擴大了發展的機會。除了少數的高科技公司研發留在美國，生產的環節基本上都轉移了出去。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看似悖論的現象——一方面，美國的民眾能夠購買到發展中國家物美價廉的商品，提高了生活質量。大公司也從產業鏈的轉移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另一方面，產業鏈的轉移導致了美國出現了鐵銹地帶、產業空心化、失業加劇、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此外，美國大量進口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物美價廉的商品，也導致了美國的貿易赤字越來越大，出現了貿易的不平衡現象。美國抱怨的后一個方面，這是美國本身的問題，應該從自身的問題去找，但如果（美國）退出WTO、脫鉤，可能（美國的）問題更嚴重。

“全球化不會往回走，但各個國家會更重視發展的安全和均衡以及掌握核心競爭力”

新京報：在這一背景下，你如何看待未來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

張蘊嶺：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的問題凸顯。在美國國內出現了反華爾街運動，目標是針對自由主義政策，政府對政策進行了很多調整。到了特朗普當政，他把問題歸罪于中國，歸罪于WTO，對中國進行制裁，把貿易問題與國家安全掛鉤。在新冠疫情暴發后，供應鏈斷裂，使得發展的安全問題更為突出，美國還有很多國家都把減少對外依賴，保障本國基礎供給能力作為重要的政策。不過，美國的做法也有把貿易政治化，用安全的理由對抗開放競爭的意圖。在奧巴馬時期，美國主要通過提高開放門檻、制定更高的規則來應對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到了特朗普政府，主要是通過提高關稅、制裁等措施限制進口。拜登政府則正在思考一些新的措施和方式，他提出不再考慮加入CPTPP而是考慮一些新辦法，更注重規則的制定、國家安全，提出印太經濟框架。在促進企業回流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很多鼓勵美國產業回流的措施，但真正回去的企業很少。這是因為在開放的市場中，美國的生產成本很高，除非美國采取加強產業政策的功能等措施，否則企業回到美國后面臨生存不下去的問題。而拜登政府則采取一些新措施，推出了萬億元的基建計劃、改善自己的營商環境等，這樣可能會吸引一些美國企業的回流，還有采取更多的激勵措施增加國際大企業在美國投資。

總之，在當前情況下，全球化和全球經貿格局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在2008年金融危機、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后，發達國家內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反全球化浪潮，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的階段。當然，開放市場、全球化的根本趨勢不會改變、全球化不會往回走，開放仍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但是世界市場的完全開放和一個國家的開放是不一樣的，未來各個國家會在開放的同時更加注重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發展的安全問題。在疫情期間，各個國家關注最多的是產業鏈的安全問題。第二，更加注重考慮發展的均衡問題，特別是發展的共享問題。在開放的環境中，少數的大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賺錢的地方，但這會帶來失業、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大部分民眾并未從中獲利。可以說，企業的逐利行為和民族國家的均衡發展成了矛盾。在我們國家提出共同富裕時，發達國家也正在注重發展共享的均衡性問題。第三，當前全球正處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各個國家會更加注重掌握核心技術帶來的競爭力。特別是發達國家在新技術方面遙遙領先，他們已經在制定一系列規則，加強管理和審查，以避免失去高技術的競爭力。

“發達國家未來會聯手制定更高的標準應對發展中國家 氣候問題會和貿易掛鉤”

新京報：近期聯合國氣候大會召開，很多人在談論氣候危機對未來全球貿易的影響，你如何看？

張蘊嶺：除了剛提到的，各個國家將更注重發展的安全、發展的共享、掌握核心競爭力。未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一大外部環境的挑戰，就是氣候問題會和貿易掛鉤，氣候議題未來會對全球貿易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生很大的影響。

為什么氣候問題會和貿易掛鉤？同樣要從世界經貿格局的變化來理解這一問題。WTO主導的貿易規則是開放、便利化、自由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世界市場，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大規模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利用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并逐漸成長起來，這就導致了世界貿易格局的變化，也導致了發達國家出現結構性矛盾，使得發達國家和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越來越大。

當前，WTO改革的困境也和這些變化有關。在WTO改革中，發展中國家要求更多發展的權益，而發達國家則希望WTO轉變功能，不僅開放，還要提高開放的標準——用更高的標準阻斷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綠色發展、非碳化本來是好事。比如歐盟提出了碳關稅，歐美提出所謂的“dirty products”，希望把不符合環境標準、不符合非碳標準的產品逐出市場，限制其進入歐美市場。但是，發展中國家還在發展中，限制其走非碳的發展方向，面臨很大的挑戰。如果發展中國家的非碳模式進行不下去，傳統產業不能轉型升級，發展中國家可能陷入更落后的境地。未來后起的發展國家如何發展，這可能是全球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實際上，不但在氣候和貿易問題上，未來在世界經濟中可能會出現一個越來越強的趨勢是，發達國家會聯手制定一些更高的標準，來應對發展中國家群體發展造成的發達國家的結構性矛盾這一問題，預計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這個矛盾會增大。比如，在數字貿易投資方面，未來會出現的問題可能更多的是標準問題。我覺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達成共識的難度很大，WTO改革要有所推進的難度很大，因為它涉及WTO主導的功能和原則問題。

新京報：在這樣外部環境一系列的變化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張蘊嶺：當前世界經濟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出現了新矛盾，中國未來發展面臨著新的外部環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對比出現了變化，從而導致了一系列經貿關系的變化；碳中和成為人類共同的挑戰，世界經濟的發展范式也正在從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向綠色道路轉變。從內部看，中國正處在發展轉型期，我們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因此，當前我們要更多考慮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在哪里，如何拉動經濟的發展。在過去，我們靠發達國家轉移落后產能獲得了發展，但這樣的傳統模式走不下去了，未來我們要實施好“雙循環戰略”，更多依靠國內的消費和創新能力來獲得發展，并與世界構建更均衡、更安全、非碳化的關系。

“WTO會繼續在構建世界開放市場方面發揮作用”

新京報：剛你提到，發達國家和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越來越大，WTO改革的困境也和這些變化有關。實際上，有觀點認為，WTO未來在全球貿易上發揮的作用和空間不大，你如何看？

張蘊嶺：我覺得WTO對世界經貿仍然很重要，因為WTO秉承非歧視原則，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加入了WTO，WTO構建了全球開放市場的框架。在未來，WTO仍然會在構建開放市場的框架上繼續發揮作用。

當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WTO改革的分歧很大，達成共識很難，WTO改革遇到了困境。WTO現在在制定整體規則和標準上確實比較困難。比如，過去WTO想解決投資的問題，但最后只制定了一個和貿易投資有關的規則，在管理整體投資上難以達成一致的規則。

我覺得，WTO需要在制定新領域的規則和標準方面發揮積極的和主導性的作用。不過，在制定新領域的規則和標準方面，有可能出現在WTO總體框架下無法達成共識或者合作，一些WTO的成員國先行組成集團，制定新領域方面的標準和規則。當前全球面臨著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非碳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管理等問題，要在WTO框架下推動標準制定，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分歧，需要凝聚合力。也可以就局部制定的標準框架，通過積極推動，開放其他成員參與，逐步創建大多數。但還是要維護WTO作為無歧視多邊機制的基本性質，不能在WTO內搞小集團。

“中國加入CPTPP的難度較大”

新京報：在中國參與的區域組織方面，RCEP即將正式生效，中國表示積極加入CPTPP，你如何看待中國在參加區域組織方面的努力？對于中國加入區域組織，你有哪些建議？

張蘊嶺：RCEP成立的背景是東亞地區需要進行整合。中國東盟率先構建了自貿區，帶動了其他國家的跟進，形成了多個“10+1”自貿區。在高度互相銜接的東亞地區，多個自貿區之間標準和規則不一、相互交叉，規則太多影響了整個地區貿易的發展。于是由東盟牽頭發起建立RCEP，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對話伙伴國參加，把多個“10+1”（東盟+1）自貿協定進行整合。整合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打通，形成新的整體框架。RCEP的設立有助于東亞內部市場的開放、建立起統一的規則和標準，也有利于促進東亞內部資源的整合、提升東亞內部生產和消費的能力，從而推動東亞地區的發展。同時，東亞內部各個國家發展等情況差別較大，RCEP的設立還為東亞找到了一個合作大框架，把不同的經濟體按照循序漸進、照顧差別的方式納入其中，未來十年內大部分的產品完成開放，創建東亞內部更好的合作環境，提高東亞總體的發展水平。同時，RCEP一方面要照顧差別，加強合作；另一方面也推動碳中和環境下的新發展理念實施。

當前中國又提出加入具有更高開放標準的CPTPP是個好事，表明中國決心加大開放力度。但也要看到，中國加入CPTPP的難度比較大。這是因為CPTPP有TPP的背景，設立的一些標準規則對中國來說需要艱苦的談判，特別是國有企業、工會、最低工資等方面，談起來不容易達成共識。一些成員表面上表示不反對中國加入，但實際上有保留。在我看來，不必把大量的時間耗費在沒完沒了的爭議中，首先把RECP建設好。中國也宣布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DEPA），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意向，談起來也不容易，主要還是對于數字經濟的認知、規則上有很大的差別。

總之，無論是RCEP還是CPTPP、DEPA，都表明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姿態。在入世二十年后，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對中國非常重要。在新的形勢、新時期，我們要思考和定位三個問題：為什么要開放，開放什么，如何開放，開放不是目的，是實現目標的手段，未來的開放肯定與以往的開放不同。

新京報首席記者 侯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