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自6月15日起上調兩個百分點，即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5%提高到7%。對于這一新的決定安排，中國人民銀行給出的解釋是“為加強金融機構外匯流動性管理”。不過，這一看上去非常簡單的表述其實隱含著十分理性的政策訴求，即匯率調節更加注重對市場預期引導的重要指向，同時在此基礎上保持人民幣匯率雙向穩定浮動。

一般而言，央行在外匯市場上進行調節的工具有數量型與價格型兩種，前者主要是外匯存款準備金和外匯風險準備金，后者包括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以及企業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此外,央行還可借用外匯期貨、外匯期權手續費率的調整對外匯市場施加影響，由此也不難看出，央行手中可以動用的調節工具其實很多，自由選擇的空間也比較大。本次啟用的是外匯存款準備金，且一次性提高2個百分點，相較歷史上前三次提高均以一個百分點的固定速度進行，可以看出政策逆向調整的力度的確非常之大，同時也說明，如果達不到調控預期，不排除央行還會追加其他政策工具。

央行大尺度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顯然是對著人民幣升值太快、升幅太大這一結果而去的。從去年5月開始，人民幣兌美元便進入升值通道，不僅將最初7.16的低點遠遠拋在身后，而且今年以來突破了6.4的重要關口后一路攀至6.36的高地，離岸、在岸人民幣雙雙刷新2018年5月以來的最高水平，一年時間狂飆8000BP，升值幅度高達11%。面對人民幣的連續升值，市場進一步作出了高估判斷，甚至認定人民幣將出現單邊上漲趨勢，同時有關央行已經放棄匯率調控目標的言論也不絕于耳。

作用于市場，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等于就是要求商業銀行將手中的美元按規上交給央行凍結起來，相應的前者可用外匯貸款數量減少，市場上的外匯流動性也會同期遞減，由此直接推升在岸美元與間接影響離岸美元利率，同時拉低人民幣匯率。從實際影響看，官宣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后，在岸市場美元兌人民幣止跌回升，但政策盯住的顯然不是短期目標。目前我國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一萬億美元左右，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兩個百分點等于就是鎖定200億美元流動性，收縮效果還會繼續顯現，同時央行新政重在重塑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淡化人民幣續升尤其是單邊上漲預期，將人民幣帶回常規運行軌道。

實際上，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工具的變動不可能不影響到與其緊密相關的對外貿易，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攜帶著為企業出口減壓的前瞻性政策預期。

進一步分析不難發現，就像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可以為企業出口形成一個明確的信號導向，對于企業的整體經營來說，外匯存款準備金的提高也會產生正面預期引導作用。一般來說，人民幣匯率不斷走高會激發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強化，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結匯意愿也會隨之放大與變強，而手中有了更多的外匯，不少企業極有可能基于匯率套利的動機而輕視甚至放棄主營業務，進而損害實體經濟。的確，外匯交易是一種有效的套期保值、規避風險的工具，但如果企業將其作為牟利手段，主要精力押注在匯率升貶上，最終導致本業荒廢，的確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正是如此，近期監管層反復提倡企業要聚焦主業，樹立“風險中性”理念，避免偏離風險中性的“炒匯”行為，而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的政策舉動無疑從政策層面給企業傳遞了一個清晰的警示性預期。

從理論上說，通貨膨脹是貨幣政策的重要調控目標，因此處于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匯率政策調整也勢必對物價產生間接性影響。觀察發現，伴隨著人民幣的快速與大幅升值，國際資本大步且高頻進入中國，在去年流入我國的FDI(外國直接投資)達到2120億美元的基礎上，今年前5月FDI規模再度放量增長4810億元，同比增幅達到35.4%，同期外資累計增持中國債券3784億元。境外資金的流入一方面構成了推升人民幣的重要力量，同時意味著外匯占款的增加，相應地也必然倒逼央行向市場投放更多的人民幣。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5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疊加至21.2萬億元后，連續五個月環比增加，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國內5月份CPI同比上漲1.3%，創出去年10月以來的新高，而且也是連續5個月同比漲幅回升。雖然CPI的上漲也不全由外匯占款所產生的流動性所驅動，但流動性的過多被動投放一定會加劇通脹的上行。因此，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在代表著央行減少外匯占款與人民幣投放量的同時，也意味著客觀上剔除了未來通脹的局部因子，同時也給貨幣政策的擇機調控留下了寬綽空間，并釋放出了通脹溫和可控與貨幣政策不急轉彎的鮮明預期。

抑制與打擊借人民幣升值的惡意投機炒作行為應當是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又一重要政策指向。雖然國內經濟基本持續向好以及國際收支順差等都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支撐，但最終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則是由上日收盤價和隔夜籃子貨幣匯率走勢兩因素決定的，這一報價機制隱含著美元強人民幣弱、美元弱人民幣強的顯性邏輯，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的走高總是在美元走弱的情景下被動發生的。這樣的格局也意味著，國際投機資本完全不用關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而只要盯住美元走勢，就可以利用人民幣升值及美元形成的“剪刀差”關系展開對賭與套利，并誘發國內市場上追漲殺跌的順周期“羊群效應”，直接加大人民幣波動風險的同時，也會在資產價格上營造泡沫的溫床。因此，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可以看成是監管層對投機資本的亮劍，創造的不僅是央行不可容忍人民幣過快升值產生利差放大的預期，更釋放出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決心。

動態來看，人民幣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可能繼續走高，但同時存在著向下的風險。一方面，今年國內經濟增長很可能出現前高后低的結果，出口順差也不可能保持持續放大的慣性，經濟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幣直線走強;另一方面，美國國內通脹抬頭，最新5月CPI增速創近13年新高以及核心CPI增速創40年新高，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收斂預期正在不斷強化，美元對人民幣的反壓隨時可能出現。就此，筆者特別想指出的是，無論是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中國決策層其實并不缺乏謀篇布局的定力。就本次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而言，放在整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棋盤上觀察，其所能產生的最宏大預期應當是雙向波動將成為人民幣匯率的日常形態，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穩定運行是人民幣匯率的基本格調，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浮動的匯率制度乃為不變的政策方向。對此，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不管是境外資本還是境內投資者，都應當多一點敬畏與多一份尊崇。(張銳)